山西焦煤上半年生产经营指标全线飘红 高质量发展态势强劲
《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试行)》第14、15条。
这在其他国家也不曾被否定。[4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再311号行政判决书。
因此，若是行政协议的瑕疵意思表示与行政行为的瑕疵意思表示具有同构性，换言之，行政机关的瑕疵协议意思表示可以理解、表达为瑕疵行政行为意思表示，那么按照行政行为可撤销的逻辑，行政机关单方面撤销瑕疵行政协议就具有法理基础。其一，行政协议的双向意思表示构造与行政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并不能妨碍行政机关以违法为标准撤销瑕疵行政协议。其一，放任这样的协议存续，既违背任何人不应该从违法行为中获益这一法则，也会鼓励更多相对人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行政协议，从而破坏公平竞争这一资源配置的基本法则与诚实守信等公序良俗，侵蚀正常的营商环境与清廉政风，并损及其他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权。[63]详细阐述，参见陈国栋：《行政协议中的行政解释》，载章剑生、胡敏洁、查云飞主编：《行政法判例百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15-416页。[55]参见陈思融：《论行政协议的法律效力状态》，载《浙江学刊》2018年第５期。
[8]参见余凌云：《论对行政契约的司法审查》，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1期。行政性不仅意味着具体协议条款中行政性的主导性，而且意味着行政协议与行政行为的同构性，还意味着行政协议中公共利益的优先性以及撤销权的应受司法尊重性。当然，不同的研究立场对于宪法实施的方式路径有着不同的学术旨趣与思路。
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有关单位和组织也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着宪法实施活动，是宪法实施的重要力量。从本质属性看，我们党领导人民所制定的宪法，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体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宪法，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抽象而玄虚的学术范畴和理论逻辑面对丰富多彩的宪法生活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基于美好愿望而提出的制度建言和方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象牙塔内的孤芳自赏和沙盘推演。同时，基于历史教训，1982年宪法开始着眼于从制度角度来保障宪法的实施，其不仅对自身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作出了庄严宣示，而且还专门确立了监督宪法实施的制度框架和规范依据。
显然，以上两种观点的分歧不仅仅在于方法论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对什么是（中国）宪法这个问题采取的不同立场，以及由此而对宪法实施的不同理解和定位。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关于宪法的另一个著名论断中，即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
（一）宪法实施的观念变迁任何国家的宪法实施都立基于一定的宪法观念之上，其中，执政者对宪法的认知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宪法实施的模式建构。总之，习近平法治思想擘画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发展成果，是我们党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科学的法治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发展史和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尽管经过了长期讨论和争鸣，对于什么是宪法依然未能形成基本的学术共识，以至于有学者感慨这个命题也许是没有答案的。政治话语一旦吸收了学术话语中的相关概念表述，就不仅表现为二者在观念认知和语言表达上的高度趋同性甚而一致性，而且可以使理论研究发挥出最大社会效益，并为进一步拓展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提供重大契机。
为此，通过比较法意义上的对勘与借鉴，追求建立有实效的宪法审查制度，便成为权利论宪法观的基本思路。而由于宪法监督长期以来是我国宪法实施中的短板和弱项，这样，如何健全和完善宪法监督制度便成为我国宪法学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和重点话题，并成为观察宪法实施话语体系演变脉络的一个重要视角。因此，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不仅是理论研究持之以恒的学术追求，同样是执政党所鼎力践行的法治理念，由此使得宪法实施在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中有了必不可少的互动基础和前提。前述关于宪法实施路径的争论最终也会落脚到宪法由谁来实施的主体认定问题上。
（三）宪法实施的模式凝练宪法实施模式是对宪法实施主体、客体、路径、方式等方面内容的高度浓缩与概括。 内容提要：宪法实施作为各种原理、规则、制度、实践交织叠加的概念群与问题域，几乎涵摄了认识和解释中国宪法问题的所有视域及议题。
当然，这两方面的问题往往相互交织、难分泾渭，并常常引申出宪法学的其他一系列相关议题。与违宪审查有交集的另一种法律化思路，便是宪法司法化的主张。
宪法实施中最主要的实践问题便是相关制度的建构及其运行，因此，构建宪法实施话语体系，自然需要对宪法实施的体制机制及其运作状况进行经验性观察与学理性分析。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就必须更加注重发挥宪法的重要作用，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轨道，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在秉持宪法是法的大前提下，宪法实施的法律化路径自然成为首选方案。在林林总总的宪法定义中，规范宪法学的宪法概念与政治宪法学的宪法概念对宪法实施话语体系的影响最为持久和深入。宪法实施主体的多元性。可以说，宪法实施涵摄了宪法实施的主体、对象、路径和方式等一系列制度构成要素，并辐射和延伸到宪法的概念、渊源、价值、功能等一系列宪法基本原理。
同时，法律化实施中有许多政治性因素，而政治化实施中同样有很多法律性成分。在规范宪法学看来，宪法实施的根本在于如何使宪法文本中的公民权利转化为社会现实，涉及的主要是权利保障的宪制性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公权力存在和行使的正当性问题，其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同时，这也预示着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相互关系的未来走向。其次，政治话语在主导宪法学研究方向并在不断为其设定新的研究议题的同时，也在持续向学术话语开放并在积极吸纳着学术研究中切实可行的理论成果和对策建议。
这就决定了宪法实施路径不可能是非此即彼的排他性选择，而是呈现出一种政治化实施与法律化实施同步进行的双轨运行格局。这意味着在宪法实施究竟应该实施什么（即宪法实施的对象）的指向上有着明显差异，而实施侧重点的不同，自然隐含着对宪法实施的本质与功能、路径与模式的不同认识和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在学术脉络中，宪法实施的话语重心显然没有按照什么是宪法实施、为何要实施宪法、如何实施宪法的逻辑链条而展开，而是基于对中国宪法实施现状的思考，以宪法实施的怎么样为起点，经历了从何谓中国的宪法实施，到中国宪法应当如何实施如何使中国宪法得到（更好地）实施的焦点形成顺序。在与政治话语互动的过程中，学术话语展现出鲜明的本土特色和问题意识，并日渐成为一种立足于中国实际、回应时代需求的体系化表达。自合宪性审查作为宪法实施的一项顶层制度设计被正式提出以来，迅速带来了宪法实施的新议题和新期望，也推动了从宪法监督向合宪性审查的制度演进与话语转换，甚至有学者预测中国宪法学或将步入合宪性审查时代。按照认识论的理解，似乎应该首先关注和回答的是何谓宪法实施宪法实施的重要性，尔后才是宪法实施的怎样以及宪法该如何实施。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所诞生的1954年宪法，不仅对革命成功后的民主事实进行了确认，同时还规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从而成为面向未来的指导国家建设的最高行动纲领。在我国宪法体制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担负着实施宪法的最高法定职责，通过立法途径实施宪法，不仅是其作为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的性质使然，也是其代表人民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的必然要求。
宪法实施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至于究竟如何实施，则不成为一个问题。因此，完全可以从这些制度环节去思考公民等作为宪法实施主体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而不是仅仅从宪法遵守中去寻找依据。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宪法实施首先面临着来自实践的一个重大挑战，那就是静态的宪法文本如何因应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如何看待那些与宪法规定不一致的重大改革举措等。显然，此时对于宪法实施的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话语重心已转为对治国安邦的强调。
对于各种违反宪法的行为，则通过健全宪法监督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宪法解释工作，健全备案审查制度、依法改变和撤销各种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等途径来予以纠正。面对宪法实施中出现的一系列理论困惑和实践难题，围绕宪法的司法适用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宪法的本土化与开放性宪法的规范性与适应性等议题，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总之，宪法实施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和概念术语，更是一种制度建构和实践状态。通过制度建设来推动和保障宪法实施，是新时代宪法实施话语重心的显著变化。
倘若宪法指的是一国颁行的那部宪法，那么宪法实施就是把宪法文本转变为现实的一套理论、观念、制度和机制。安定政治环境的形成，人民对这部好宪法的拥护和期待，执政党对宪法实施的坚定支持，令宪法实施获得了充沛的政治动力与保障。
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和规范宪法学所呈现的不过是中国宪法实施的不同面相而已。围绕这一命题而生发的宪法监督宪法解释宪法遵守宪法执行合宪性审查等概念范畴，组成了一个几乎覆盖整个宪法学知识脉络的概念群，宪法实施由此成为串联宪法学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的话语纽带。
因此，回归本土、关注现实，成为学界在集体反思之后的自觉选择，理论研究开始认真思考和探寻中国语境下宪法实施的本土资源与现实命题，宪法学中国化日渐成为宪法学研究中的主流倾向和学术风格。只有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
